网络游戏: “高考奇才”原来是小时候游戏玩少了

   最近，大家都在媒体上看到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，一位被称为“高考奇才”的湖北大学生，四次考进名校而前三次都以退学告终，或者说三次退学居然第四次又考进名校。据我考证，这个故事按照标题中“朝三”与“暮四”的摆放顺序不同，已经被记者制造出两个事实不同的版本，一是9至10月流传的“四进三退”版，一是10至11月流传的“三退四进”版。前者把“高考奇才”三次退学的原因明确归于网游；后者却了解到“高考奇才”“不大爱玩网游”。

   如今记者玩弄新闻的技巧已经炉火纯青。只要遇到学生出了问题，就习惯性地拿网游说事。这让人联想到30年前的“地富反坏右”，每次运动都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。网游就是现在的“地富反坏右”，即使它没有任何“现行”，也可以拉出来作为说事的替罪羊。

   我要为游戏辩护。首先，那种将青少年教育问题归罪于游戏—特别是网游—的观点，正在成为一件新的“皇帝的新装”，用于遮掩教育本身的问题，对全民起着麻痹起用；第二，游戏增进隐性知识的作用被严重低估，增进隐性知识与学校显性知识教育同等重要。这一点应引起全民重视。

   同时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—史蒂文·约翰逊写的《坏事变好事—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》，以及比这本书写得还好的书序。

   “皇帝的新装”

  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学习很忙，但不是指课堂学习，而是忙于对“玩”进行研发。比如说，蚕吐丝都是要打卷的，怎么让它吐成平平展展的一张呢？经过集体攻关，结论是让蚕在瓶盖上吐丝就可以做到。再比如，洞里的野猫怎么捉呢？经反复实验，发现可以把它的其他出口堵住，用烟向洞里熏。猫受不了就会往外冲，拿网兜在洞口接就是了。那个时候，家长为什么不反对玩游戏？因为没有高考。可见，高考如果不是问题，游戏多半也不是问题。

   我们假设，如果中国的大学分两种，一种是高精尖的知名大学，一种是惠及全民、玩不玩游戏都可以上、都可以毕业的普通大学，家长还会反对游戏吗，“高考奇才”三退四进的事情还会发生吗？我看多半不会像现在这样夸张了。可以断言，现在家长对于游戏的普遍反对，实际是由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引起的；游戏内容是其次的方面。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稀缺，玩游戏影响考大学，所以家长才反对。记者为了迎合家长，才罗织罪名、编造新闻来伤害游戏。

   对政府和媒体来说，不应该由于家长的反对而迁怒于游戏。因为不管学生玩不玩游戏，教育资源既不增加也不减少，顶多不过是导致在学生之间重新分配教育资源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政府首先不应介入家长间的是非。有的地方政府对酒吧正常经营进行干预，是不妥当的。反过来说，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，应该通过增加教育资源或降低民办教育门槛来解决，而不应怪罪到游戏头上。

   反对游戏的思潮，隐含以应试教育伤害素质教育的潜在内含。正常的游戏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如今它成了应试教育的牺牲品。

   应试教育在中国的盛行，有两个因素，一是传统观念，片面强调显性知识；二是资源限制，拿考试当分配手段。当前，正是由于教育资源不足，才导致应试教育的盛行。应试成了分配高校入学名额的手段。我们正在为了手段上的事情，而忽视学习的真正目的，这是不负责任的；并且由于教育资源的不足，助长了以应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观念，把掌握显性知识绝对化，造成高分低能。

   把家长的视线误导到怪罪游戏上面，客观上就是在掩盖问题，就是在给教育的问题—教育不能惠及全民、忽视素质教育的问题—穿“皇帝的新装”。

   日本、韩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游戏的宽松环境，实质上是教育惠及全民后的结果。在中国，我认为建设性的办法，就是全面降低高等教育办学的门槛，极大地鼓励民间办学，用（在名牌大学范围以外）降低入门级高等教育质量的代价，换取高等教育惠及全民的好处，以及使中小学全面转向素质教育的好处。这也是给游戏解围的有效办法。

   游戏的主要学习功能是增进隐性知识

   史蒂文·约翰逊写的《坏事变好事——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》值得全国家长一读，因为这本书有一个出色的序言—由胡泳写的《大众文化并非洪水猛兽》。所以我要做一个特殊的书评，一个针对书序的评论。

   胡泳抓住了未来学习型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：读书与玩游戏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方式。读书，包括课堂学习、应试教育，是针对显性知识的学习方式；玩游戏，则是针对隐性知识的学习方式。

   以往的所谓知识经济，是以显性知识为代表的“死”的知识经济，也就是把知识“弄死为止”的知识经济。把知识弄死，有两种好办法：一种是死记硬背，一种是把知识物化，让知识变物质、软件变奔驰——变成知识产权。未来的知识经济，是以创意经济为代表的“活”的知识经济，也就是强调隐性知识作用的知识经济。它的“活”，表现在创新的活跃上。

   约翰逊在书中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，如果人类先发明电子游戏，后发明印刷术。人们的矛头可能就会转向攻击读书：“读书会慢慢造成感觉的迟缓”。读书有助于掌握理性知识，这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；后现代或者说未来，却强调理性回到感觉，要在“鲜活的、三维的影音世界产生互动”。胡泳还精辟地补了一句：书籍最危险的特质或许在于：它们总是顺从一条固化的、线性的道路。要我说，还要加一句：做作业最危险的特质或许在于，它往往强化“给定唯一结论而忽视选择自由”的学习方式。

   当然，任何人也不会脑子糊涂到要取消显性知识的学习，它毕竟是创新的基础。但同样重要的是，创新的主导方面，应当建立在隐形知识之上。沉溺于家庭作业与沉溺于游戏同样是不可取的。但适当的游戏，正好可以纠正应试教育带来的偏失。

   游戏本身并没有罪。相反，游戏具有不可或缺的素质教育功能。正如胡泳指出的：“读书的时候，书的内容是第一位的，因为通过读书学到的是显性（explicit）的知识；而当你玩游戏时，首要的价值是游戏怎样促进你的思考，即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。”游戏更深层的意义是，在未来杂乱的信息和风险条件下，“在世界中发现秩序和意义，并做出决策去创造那个秩序”。胡泳还介绍了杜威的“附带学习”理论，认为无意学到知识是一种“附带学习”。“附带学习可能比学校中有关阅读、地理、历史等的学习更重要，因为它可以培北养学生面对未来生活最根本的态度。”

   回到“高考奇才”的事件上来。这位学生充满控制欲而缺乏控制力。就像身体缺了某种元素一样，导致发展不平衡。他素质中缺的是自主性，是应试教育没有让他养成自主意识，一旦失去外在控制，就会迷失自我。我认为这位学生的问题，不是游戏玩多了，而是玩少了；不是玩早了，而是玩晚了。小的时候游戏玩少了，长大了就矫枉过正。假如我是家长，我宁愿他从小多接触游戏，就不至于把游戏的课搬到大学来补了。